论侦查阶段刑事和解-诉讼法期末作业论文

栏目: 征文稿 来源:精英教育网 时间:2021-04-18 04:31:42 阅读: 诉讼法论 作业 诉讼法 侦查 论侦查阶段刑事和解-诉讼法期末作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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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诉讼法期末作业论文

论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

摘 要

刑事和解是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的一项制度,这一制度对于化解当事人的矛盾,满足被害人经济与情感的需要,预防加害人再次犯罪,以及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刑事和解在刑事案件适用范围、配套保障举措、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仍存有不足。因此应当采取措施,适当扩大刑事案件适用和解范围、建立与健全相关配套措施、加强对刑事和解内外检查监督机制的建构等来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从而使这一制度发挥更好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和解;侦查阶段;公安机关

在目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作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重要体现的刑事和解制度,其自身的价值与实践意义已经备受人们的关注[1]。

一、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概述

刑事和解作为当下中国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一项司法制度,已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面对其有利与不利因素,该制度值得我们认真去探究与完善[2]。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及特征

刑事和解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悔罪、道歉等形式获得被害人谅解并达成和解协议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和解协议作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并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从宽处罚和免除处罚作为案件处理方式的一种制度[3]。

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恢复性司法诉讼行为,具有明显的特征:第一,法定性。即公安机关在和解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律授权,当事人也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同时必须符合法定的适用条件。第二,适用主体的特定性。即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中的参与主体一般只包括公安机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亲属、其他利害关系人和特定的监督主体。第三,自愿性。即在和解过程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能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自主协商的结果,公安机关只是确认和监督,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强迫当事人进行和解。第四,目的性。即在侦查阶段进行和解就是使被害人获得一定的补偿,犯罪嫌疑人得到一定程度的宽恕和谅解,公安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和解协议予以认可,进而做出撤销刑事案件的决定,从而使刑事诉讼程序在侦查阶段得以终结。在这一过程中公安机关必须要准确的定位。具体表现为:首先,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主要行使侦查权,公安机关在在刑事侦查过程中进行刑事和解,必须在行使侦查权的前提下进行。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就要求公安机关积极行使侦查权并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对案件情况全面熟知,避免在进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时处于被动。其次,公安机关在参与刑事和解过程中要处于相对消极的地位。公诉案件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虽然必须由公安机关参与,但是公安机关的参与不应该是积极干预,应该遵循当事人自愿平等协商的原则。只有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之时公安机关才可以对和解协议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审查并最终做出程序性处理。

(二)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刑事和解最早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解决纠纷的方式。原始社会中,在部落首领的主持下进行和解解决纠纷。奴隶制社会也允许被害人与加害人以特定方式进行和解化解纷争[4]。二十世纪中叶,随着ADR运动的兴起,刑事和解成为西方国家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是西方国家新型的刑事法律思潮。二战后诞生的犯罪学进一步推动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这一制度一经被提出,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就被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采用。同样在我国文化中刑事和解也拥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在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人与自然要保持“和合”的关系,人与人更要保持这种关系。孔子曾经说过,“礼之用,和为贵”,( “听讼,吾犹用也,比也是无讼乎。”( 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③ 墨子也曾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从这些语言中不难发现,在中国古代这会,“和合”文化的社会功能十分明显,保持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到了近代时期,中国文化中的和解传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得以继承和发扬。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根据地也曾大力推行过调节制度。1943年6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就很好的印证了这一点。边区高等法院还在1943年12月发布了《注意调解诉讼纠纷》的指示信,指出调解制度既可和解当事人的争执,使他们的关系合归就好,减少人民诉累,同时还有教育感化群众的意义,维护生活秩序的稳定。到了1946年下半年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进行了修改,明确了和解制度在当时适用案件的范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到边区政府的撤销,也始终是当时确定刑事调解的依据。在现代,2013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第二章中对刑事和解进行了具体规定。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我们在现代社会运作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关于刑事和解范围的规定把适用和解程序的公诉案件限定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一般而言在侦查阶段能够参与到刑事和解的国家机关只有公安机关。因而,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就是公安机关在侦查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在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下,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就他们之间的纠纷进行协商达成一定的协议,并通过公安机关的见证和确认,使被害方获得一定形式的损害赔偿,犯罪嫌疑人获得一定程度的宽恕和谅解,国家机关对加害方不再追究法律责任或减轻处罚,使受损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5]。

(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的重要意义

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尽可能早的使被害人得到补偿,满足其经济、情感和社会生活的需要。第二,使犯罪嫌疑人获得一定的谅解,免于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避免他们仇视社会,防止他们人格扭曲,减少他们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第三,适用和解可以节约有限的刑事侦查资源,减轻当事人的诉累,避免公平正义的的延迟到来。第四,使认罪的犯罪嫌疑人对其犯罪行为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有效的保障。

二、我国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虽然在2013最新出台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使得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了法律依据[6]。而且刑事和解对社会和当事人具有上述如此重要的意义,但其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伴随着各种争议,不仅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都面临一系列问题。理论上我们对之一制度研究还很浅薄。司法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主体的角逐而使刑事和解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存在的根基,这是建设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巨大挑战[7]。

(一)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较窄

依据新《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知,适用和解的公诉刑事案件范围包括两类: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即使他们所涉嫌的犯罪案件符合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也不得适用和解程序。从以上陈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一些轻微刑事案件才适用和解。但是,社会条件的多重性与变化性,社会生活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法律价值主体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以及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获得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考虑是否可以对一些侵犯个人法益的重罪案件适用和解。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这一类案件中,被害人对自己的法益具有处分权,如盗窃、非法拘禁等,将刑事和解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在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花钱买刑”现象

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能够达成和解协议进行赔偿的大部分是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的,他们在履行经济赔偿责任后,比较容易获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宽恕,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加害人因无法赔偿,就很有可能达不成和解协议,则不能获得从宽处理,这样的和解显然会造成不一样的结果,致使富人能够“花钱买命”的现象具有很大的生存空间,而贫穷的人却因缺乏赔偿能力而得不到从宽处理[8]。同时也可能导致行为人能预计可以通过金钱赔偿来逃避刑罚从而主动实施犯罪,为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审判提供了可能性,削弱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这样一来就很可能使人们误解刑事和解制度甚至抵制刑事和解,难以发挥出刑事和解的效果来,威胁社会公平。于此相对应的是被害人及其亲属也可能对犯罪嫌疑人漫天要价,不考虑犯罪嫌疑人的实际赔偿能力,这也会致使当事人很难达成和解协议甚至会进一步恶化双方之间的关系,预期的和解效果很难达到,不利于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

(三)存在一系列内外部因素对刑事和解制度造成干扰

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在具体实际操作过程中很有可能出现公权力机关滥用手中的权力、团体组织及个人利用长于一般人的优势来逼迫当事人和解,使当事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达成和解协议。这样一来不仅危害当事人的利益,更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公安机关等机关的公正性,致使社会呈现混乱状态。

(四)刑事和解制度保障、配套设施缺乏

要想使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有效运行及最大社会效能的实现,有赖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配套设施和保障设施的支持。我国最新《刑事诉讼法》虽然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必需的配套保障设施没有进行明确规定,无法为刑事和解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致使各个地方的公安机关在运行刑事和解程序时比较混乱。

1、刑事和解的前置机制不畅。在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使受害人尽早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和经济上的赔偿,还能够更加主动地化解矛盾,缓和双方紧张的关系,避免给当事人带来诉累。但是,依据《刑事诉讼法》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在立案和撤销案件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和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并没有法律依据,使得公安机关在现有规定进行和解的空间非常狭小。大量轻微刑事案件还是历经立案、侦查以及拘留、逮捕等程序之后进入了检察环节,使得通过和解就可结案的轻微刑事案件继续进行诉讼程序,拉长诉讼过程,时间的延长扩大了双方的仇怨[9]。

  由于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缺乏前置机制的分流,使得刑事和解提高诉讼效率的功能大打折扣。

2、侦查阶段当事人对话协商和解缺乏交流平台。刑事和解的灵魂是引入了当事人对话协商机制,让当事人双方倾诉、沟通、交流,使被害人获得精神上的抚慰,恢复已遭到破坏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以经济赔偿为主[10]。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大一部分被害人关心的不是对加害人处以多重的刑罚,他们真正关心的,除了经济方面的补偿,更为重要的是关注精神上的慰藉。他们更渴望的是看到加害人真诚的道歉和悔悟。但是,在侦查阶段加害人大部分都被羁押,又没有一些举措来保证当事人面对面协商机制的落实,公安机关也无法提供给受害人一个宣泄愤恨情绪、给加害人忏悔赎罪的机会。因而,侦查阶段的和解一般是加害人的亲属或律师代为进行,这样少了本人与被害人精神层面的直接交流和沟通,社会关系的修复效果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三、完善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的对策

经过以上的陈述,我们很明显就会看出现阶段在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存有许多的问题。刑事和解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产生的,因而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使其效能最大化。

(一)适当扩大在侦查阶段适用和解的案件的范围

依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但是考虑到刑事和解的进一步发展和刑事案件在种类与性质的复杂性,我们可以适当扩大刑事和解适用案件范围。在刑事案件中有一部分主要涉及被害人和加害人两者利益问题,有一部分不仅涉及被害人利益,还主要的涉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运行[11]。对于前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侦查阶段进行和解,例如盗窃案、非法拘禁案等案件,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且被害人有权处分归属于自身的权益。首先:我们要加深理论研究,强化此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研究,进一步明确此类案件的范围,为公安机关在适用和解是提供一个准确的范围,避免出现滥用刑事和解的问题。其次:先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将这些案件应用于司法实践。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知道此类案件在和解的司法实践中的优缺点,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之后进一步改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适合我国的和解模式。最后:条件成熟之后可以在全国推广。这样一来我们既扩大了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又更进一步发挥了刑事和解的效能。

(二)完善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建设,打消人们对该制度的质疑

对于一部人认为的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中的经济赔偿是有权势的人进行“用钱减刑”、“拿钱买命”的一种手段,从而对于刑事和解怀疑。由此我们可以不难发现刑事和解并没有被广泛的认可。对于这一理解我们不否认其具有合理性,但却失之偏颇。对于这一问题,首先:我们要加强宣传教育,是人们了解什么是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程序怎样运行、违反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怎样救济等一系列于和解有关的问题,使人们在心里能够知道和认同刑事和解制度。其次:在侦查阶段进行和解还必须坚持其适用的条件和要求。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必须要求犯罪嫌疑人认罪并真诚悔罪,且当事人双方不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进行平等的交流、沟通和协商,从而达成和解协议。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之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事人双方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要对和解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进行认定和确认,并对和解的整个过程进行自愿性和合法性审查。公安机关审查和解协议时应当听取当事人以及了解案情的相关人员的意见,并告知刑事案件可能从宽处理的法律后果和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制作笔录附卷[12]。只有人们从心里真正认同了刑事和解,他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三)加强对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和解的监督

为了防止在适用和解时发生放纵犯罪、侵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等现象的发生,必须建立健全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中适用和解的监督机制[13]。首先:要加强公安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建构,从根源上对刑事和解进行把关。其次: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时运用刑事和解应当将具体程序公开,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监督。最后:要最大限度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侦查阶段和解撤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同时报检察机关备案,由检察机关在实体和程序上进行监督。必要时检察机关可以派员参与整个刑事和解的过程。对于当事人双方受到胁迫进行和解的,我们要赋予他们救济的权利。不论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被害人在受到胁迫后签订和解协议的都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在和解协议生效后拒绝履行义务的,被害人有权利提出刑事自诉或民事诉讼。

(四)建立和健全刑事和解的配套措施

1、要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适用轻缓强制措施。对于此类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和解快速处理,能够从机制确保受害人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权利及早实现,加害人不被羁押或少受羁押,使得被损害的社会关系及时修复。

2、建立和解双方直接会商和事后亲情交流制度。一方面要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对于刑事和解案件中的加害人尽量减少羁押,尽可能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为加害人和被害人的面对面会商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建立强制性的规范,对于当事人都有和解愿望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改变原先的办案方式,安排面对面的交流协商,从而更好的达成和解协议。最后可以建立事后亲情交流制度,使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关系更好的修复,同时也使和解的效果达到最好。

3、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强社区矫正和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处理结果的接轨。社区矫正是相对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刑罚观念和刑罚经济型原则,在适用案件范围、功能和价值取向上与刑事和解有想通之处,对其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刑事和解制度整体框架的建构,使刑事和解更具操作性[14]。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的规定,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进行社区矫正。刑事和解是不在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和解之后如果一方了之,既可能造成“花钱买刑”不正确导向,也难以发挥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功能。因而我们要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与刑事和解制度的接轨。公安机关对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之后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社区矫正。在社区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律教育以及生活技能培训,采取相应的社会性措施来代替监禁刑的执行,从而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恢复性”功能。

总之,刑事和解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直到去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之时才将刑事和解写入法律,为在侦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可见我国在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起步较晚。即使这样,但这一制度却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与中国梦的需要,有利于缓和当事人的冲突关系,达到改造犯罪嫌疑人和预防犯罪的双赢目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15]。

  因此我们要将这一制度坚持并发展下去。西方国家在刑事和解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已经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在建设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之时,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再立足我国社会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大的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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